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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燒廠為何難獲信任?
发布时间:2015-08-10 来源:海螺创业

    在多數發達國家,垃圾焚燒廠已能夠與附近居民和諧相處。但在中國,儘管其已建成並運行200餘座,還準備建設400座甚至更多,但居民仍無法坦然接受。

    2015年6月中旬,浙江省象山縣松嶴村發生鄰避事件:即將建設的垃圾焚燒廠資訊欠透明,當地村民圍堵垃圾運送車輛三日,最終多名村民被警方帶走。

    此外,2015年上半年,吉林四平、山東濟南和北京等多地居民針對待建和在運行的垃圾焚燒廠,集體發出反對之聲。

    事實上,哪怕是參與鄰避運動的反對居民,多數也和官方一樣認為在“垃圾圍城”的困局之下,中國的巨量垃圾必然要通過焚燒的方式處置。居民反對的理由,一是別建在“我家後院”,二是對中國垃圾焚燒行業的安全、環保沒有信心。

    儘管官方和垃圾焚燒廠的投資方、運營方一再向涉及到的居民解釋,但反對的居民基本上抓住一條:發達國家居民與垃圾焚燒廠和諧相處的前提是垃圾分類和充分的公眾監督,而國內燒的是未分類垃圾,且已運行的垃圾焚燒廠時不時發生各種環保醜聞。

    一直關注垃圾焚燒行業的中國迴圈經濟協會發電分會秘書長郭雲高告訴財新記者:“我多次說,現在的焦點已經不是質疑是否要垃圾焚燒,而是集中精力,反對違規焚燒。”

    如他所言,在運行垃圾焚燒廠的違規行為,不僅讓其周邊居民怨聲載道,也在不斷地將這個行業抹黑,成為制約垃圾焚燒業健康發展的障礙。

    行業調查也在指向已運行企業的不規範:2015年5月,蕪湖生態中心等幾家環保組織向全國103個環保局申請160座在運行生活垃圾焚燒廠“2013年、2014年10項大氣污染物監測數據”以及“飛灰去向和處理情況”,最終僅獲得65座垃圾焚燒廠的10項大氣污染物監測數據。對人體影響較大的污染物二惡英以及作為危險廢物的飛灰的數據極少。

    北上廣三城在這方面的回復情況較差,且沒有提供任何二惡英的監測數據。

    難獲信任

    中國反對垃圾焚燒廠的聲音,已經回蕩了十年之久,而這也是垃圾圍城成為多個城市燃眉之急的十年。一方面,依靠政府指導、居民自覺的垃圾減量行動無法推進。另一方面,各個城市垃圾填埋場不堪重負,快速的城市化讓能用來垃圾填埋的土地越來越少。

    2009年,位於北京北郊的阿蘇衛垃圾焚燒專案因為周邊居民的激烈反對被暫停。六年之後,2015年4月28日,這個曾是國內垃圾“反燒派”標誌性勝利之一的專案重啟。

    重啟阿蘇衛的消息並不令人驚訝,“十二五”期間,中國的垃圾焚燒行業迎來了“黃金五年”。在此期間,全國各地近100座垃圾焚燒廠拔地而起,從東部的江蘇,到西部的寧夏,目前,中國運行中的垃圾焚燒廠超過200座。

    北京人每天扔掉超過1.8萬噸垃圾,這其中有廚房中的殘羹剩飯、日常用品的塑膠包裝、衛生間裏的嬰兒紙尿褲等等。隨著城市規模擴大和生活水準的提高,這個數字還將繼續上升。如果採用填埋的方式,每年將有數百畝土地變為垃圾場。

    伴隨著產業政策利好,環保概念熱門,BOT運營模式在各地的推廣,投資者越來越青睞這一行業,垃圾焚燒概念相關的企業,都希望積極開拓市場,分得一杯羹。

    多位業內人士對財新記者預測,按照目前的城市發展規模,未來十年中,中國的垃圾焚燒廠少則將增長1倍,多則將增長數倍之多。

    表面上的繁榮是否意味著垃圾焚燒行業的全面勝利?遺憾的是,無論在程式透明還是環保排放上,已經運行的垃圾焚燒廠並未能交出無暇的答卷。

    高舉“環保”大旗的垃圾焚燒行業,依然是普通居民眼中的“毒煙囪”,民間環保組織緊盯的排汙惡獸,垃圾焚燒廠的建設,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還將會是中國鄰避衝突的焦點之一。

    2014年下半年至2015年初,武漢鍋頂山垃圾焚燒廠違規違法運營、排放,在媒體和公眾中引發極高關注。該廠在沒有環保部門批文的前提下非法試運營,周邊居民認為,運營中產生的臭味影響到了他們的生活,從而爆發了衝突。但最終,環保部門為其補辦了相關證件。

    民間環保組織“自然大學”的研究員陳立雯認為,在武漢事件中,在污染出現後,政府和企業的反應,恰恰印證了許多居於尚未開建焚燒廠周邊居民的擔心:對於違規運營和排放行為,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反應機制都讓人失望。

    “不得不說,確實存在行業內有些企業自律的問題。”郭雲高表示,一些企業為了獲得BOT專案,用低價競標的策略,以至於企業無法盈利,只能採用偷工減料的手段,犧牲環保。

    熟悉垃圾焚燒行業的郭雲高還指出,在數據公開透明、環保可追溯性方面,很多在運營專案確實存在著問題。一些運營專案確實與期待有所差距,甚至有的連達標都有問題。

    焚燒真問題

    “一是害怕身體健康影響,二是擔憂房價下跌。” 一位參與2009年反對阿蘇衛焚燒專案抗爭的居民說。

    多年過去,普通民眾對於垃圾焚燒廠的恐懼,並沒有超越這兩點。城裏白領會擺出上網瞭解到的二惡英、飛灰、重金屬這樣的專業名詞,不懂化學的郊區農民也會口口相傳“致癌”“胎兒畸形”等可怕字眼。

    雖然政府和企業一再拍胸脯,表示會按照國家標準控制排放污染,各項指標都會公開透明,但群情激奮的人們依然不能接受在“我家後院”蓋垃圾焚燒廠的情形。

    他們的擔心並非毫無根據。

    這其中最明顯、最直接的問題,就是異味。垃圾腐爛發酵產生異味,也許並不意味著垃圾焚燒廠排放超標,但對於周邊居民來說,令人不快的異味則時時提醒他們,家旁邊有一個正在焚燒髒東西的大煙囪。

    異味是污水、污泥以及垃圾處理等許多環保行業無法擺脫的難題,亦是考驗環保專案管理精細度的指標之一,稍一鬆懈,就可能因為故障、檢修等原因散出惱人的異味。

    在吉林四平案例中,垃圾焚燒廠方承認,在遭到居民投訴後,該廠整改了噪音、粉塵問題,但偶爾還是會有異味問題出現。在武漢鍋頂山垃圾焚燒廠事件中,除了環評程式、違規試運行問題,也有異味問題。

    並不帶有鄰避情緒的民間環保組織則對垃圾焚燒業有更高的要求,他們力求通過現場勘查、申請資訊公開等方式,揭示出垃圾焚燒行業運營中不合規範的多項問題。

    談及對某個垃圾焚燒廠的反對意見,陳立雯會從技術、法規等多個方面進行研判:環評有沒有按規定進行?技術是使用的流化床還是半幹法?排放除塵設備上沒上?飛灰去向是哪里?爐渣有沒有徹底燃燒?

    看上去,這些問題遠沒有多起鄰避運動中居民標語上的“致癌”“斷子絕孫”等字眼吸引眼球,但這些貌似枯燥的術語,才是垃圾焚燒業的真問題。

    2015年5月,幾家環保組織向全國103個環保局申請資訊公開,最終僅有65座垃圾焚燒廠的10項大氣污染物監測數據被公佈。

    飛灰是指在城市垃圾焚燒發電廠煙氣淨化系統收集而得的殘餘物,被列入國家危險廢物名錄,目前主要送垃圾填埋場。隨著排放量的增加,填埋場壓力劇增,加之填埋場使用壽命有限,飛灰中的二惡英、重金屬污染又長達百年,長期積存將帶來巨大隱患。

    環保組織的報告指出,對比將在2016年執行的垃圾焚燒廠新標準,現運行垃圾焚燒廠的10項大氣污染物排放問題較為嚴重,在160座垃圾焚燒廠中,煙塵超標率為30.8%;二氧化硫超標率為25.94%;氮氧化物為21.53%;一氧化碳為11.28%,高達三成的超標率是否能在短短半年中得到妥善整治,還是一個問號。

    陳立雯表示,她曾走訪東部沿海十幾家垃圾焚燒廠,但沒有按照企業所安排的參觀路線,而是在附近村落蹲守、訪談。即使在一些曝光率很高,號稱“全透明”“明星”焚燒廠,她還是拍到了成車的、未按規定處理的飛灰、爐渣等從廠裏運出。

    在非安排參觀的時間裏,一些焚燒廠門口按規定應即時更新的電子環保公示牌,也沒有任何資訊顯示。

    垃圾焚燒企業和有關部門的不誠信,正把這個行業越抹越黑。上海市環境工程設計科學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長張益舉例,現實中,許多市政設施,垃圾中轉站,垃圾填埋場等設施,建設的時候都承諾說沒有問題,但是後期總會出現一些問題,導致民眾對這些專案有抵觸情緒,並且不再信任政府和企業的相關承諾。

    更有甚者,在成本或技術無法維繫正常運作的情況下,一些企業只在面臨環保部門檢查和運動式執法的特殊時期保證排放的正常,其策略是“選擇性達標”。

    作為行業協會的代表,郭雲高也對財新記者表示,在垃圾焚燒業的實際操作中,確實有一些在運專案做得不好。有的是立項、環評等程式問題。而有的則是環保方面出問題,不能真正地做到無色、無害、無味。

    企業違規事件頻發,監管部門亦不能盡職,在這樣的情況下,無論宣傳口號多麼響亮,普通人都無法對垃圾焚燒廠放心。

    如何前行

    “十二五”期間,中國增加了近100座垃圾焚燒廠,已經啟動規劃的“十三五”規劃時期,會是另一個垃圾焚燒廠建設的高峰。張益認為,全國數百個城市,每個城市一個廠並不算多,而像北京、上海、深圳這樣的超大城市,則需要10個以上的焚燒廠才夠用。

    他預測,未來的20年左右,中國的垃圾焚燒(發電)廠有可能會超過1000座,而目前只完成了五分之一。對於短期預測,未來五年,增加300座-400座垃圾焚燒廠完全有可能。

    對於未來的發展,郭雲高的估計則較為保守。他認為,垃圾減量依然是未來的趨勢,如果生活垃圾經過妥善分類,進焚燒場的部分就將大大減少。他依然預測,中國未來至少應該有600座以上垃圾焚燒廠。

    快速發展之中,這些企業真的能化解矛盾,將垃圾焚燒行業帶上坦途嗎?

    按照此前相關規劃,到“十二五”末,中國的垃圾焚燒廠總數將超過300座,日處理能力將達到30萬噸,占垃圾處理總量的30%。時限已至,而垃圾焚燒業無論在專案數量還是處理率方面,都未能達到當時的預期。

    這其中原因複雜,在求穩的大局之下,各地的反對聲浪無疑是垃圾焚燒行業的減分項。

    “解決了健康問題,居民們還擔心自己的經濟利益受損。”張益說,要想真正化解矛盾,一定要保證居民健康無礙、房價不降,在經濟允許的情況下,通過設計回饋機制,在電價、公共設施、周邊環境等方面給予補償。

    “可現實是,我們的投資只有國外同等規模焚燒廠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一位垃圾焚燒業內人士則掰著手指給財新記者算了筆賬:一座千噸規模的垃圾焚燒廠在日本耗資約相當於35億元人民幣,而在國內大概只花3億元。這其中核心技術設備幾乎一樣,人力成本略有差別,而最大的差別,則是日本在環保排放上不計成本地投入,以及積極回饋社區的投資。

    投資中少掉的十分之九,正是中外垃圾焚燒廠之最大不同。合理地回饋垃圾焚燒廠周邊的居民,讓居民從鄰避問題中由受害變為受益,是發達國家解決鄰避運動的根本。

    無論如何,一再引發鄰避運動本身足以說明垃圾焚燒行業存在嚴重問題。根本解決垃圾鄰避難題在中國或許答案尚遠,但在運企業嚴格自律、停止“自黑”行為,當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資訊來源: 財新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