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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挺期待自己分类的垃圾最后可以变废为宝，能够让我们看到自己努力的结果。”在学会了繁杂的垃圾分类后，上海市民杨女士开始思考下一步的问题，虽然她并不了解分类之后垃圾是怎样被处理的。
随着垃圾分类在全国逐步推广，民众对垃圾分类之后的事情越来越感兴趣。但实际上，与大多数人的预期不同，在目前，相比资源回收，垃圾分类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减量。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调研发现，可回收垃圾发挥价值需要多个产业链条的完善，并寻求一个商业上可行的发展模式。而作为国内生活垃圾最主流的处理方式，焚烧发电也是链条最成熟、规模最大的环保产业之一。依靠垃圾发电补贴和处理费补贴，焚烧厂早已走向资本化运营道路。分类大潮起，垃圾焚烧生意却处变不惊，业界学界对垃圾发电补贴和模式的探讨又开始热闹起来。
分还是不分，“吃掉”大部分垃圾的焚烧厂很从容
“早晨六七点钟，然后十点钟，接着中午前后，然后下午两三点钟、四五点钟，（垃圾运输车）分时段（来），一天大概得有两百六七十车次。”在一个阴雨蒙蒙的下午，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赵树明站在北京最大的垃圾焚烧厂——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里，指着明亮的玻璃墙外宽阔的卸料车间对记者说。
在还没有强制实施垃圾分类的北京，每天运到这座城市最大的垃圾焚烧厂的垃圾，仍然是聚集着多种成分的混合垃圾。塑料袋、果皮、书本、可乐罐，一眼望去，堆积在池中的巨大“垃圾山”，裹藏着五花八门的物品。
这些由大城市产生的混合垃圾，尽管干湿混合，有着较高的水分含量，但目前焚烧厂会先把这些混合垃圾在卸料池中放置5-7天，进行发酵排水，以提高混合垃圾的热值，让它们可以自主燃烧。
“原来生活垃圾里掺着建筑垃圾的情况很严重，那个时候如果建筑垃圾掺杂的太多，我们还要买一些秸秆助燃，才能把其他垃圾给焚烧起来。现在送过来的垃圾质量已经上升了很多，目前焚烧的时候垃圾完全可以自主地烧起来。”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介绍，在这座犹如公园般的产业园里坐落着两个焚烧厂，每天主要处理来自朝阳区混合的生活垃圾。
该工作人员表示，尽管目前两座分别日处理1600吨和1800吨的垃圾焚烧厂都已经满负荷运行，但还是“吃不下”整个朝阳区所产生的生活垃圾。未来，还在规划第三期的垃圾焚烧厂。
实际上，“吃不完”的垃圾是垃圾焚烧厂不管垃圾分类还是不分类，都能从容面对的原因之一。“焚烧产能缺口还是很大的。”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管理中心对外接待科科长范海建向记者表示，去年北京市日产的垃圾量是2.55万吨，而全北京市加起来已建的焚烧厂每日能处理的垃圾量大概是1万吨左右，所以她预计不会出现这边推行垃圾分类，那边垃圾焚烧厂就活不下去的现象。
赵树明则表示，目前鲁家山生活垃圾焚烧厂的入场垃圾量是由政府部门统一调配的，垃圾分类后，垃圾量不一定就会下滑。
短期内，入场垃圾量不会下滑已经是这几家垃圾焚烧厂一致的观点，不过尽管入场垃圾量被认为不会减少，但根据垃圾焚烧的设计原理，垃圾焚烧厂有一个限定的热负荷。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邓海文，在第三方机构“清研智库”举办的“垃圾分类与可持续发展”学术沙龙上表示，整个焚烧厂的核心是炉排炉加蒸汽能机，而“蒸汽能机是有限度的，当你垃圾热值提升了，蒸汽能机肯定就要减产”。不过这种情况下，邓海文表示可以添加低热值的污泥一起焚烧来解决。对此，北京朝阳清洁焚烧中心生产运行总监孙永鑫也认为，“垃圾分类对垃圾发电量不会有什么影响，只会让发电更稳”。
实际上，赵树明认为，垃圾分类后对垃圾焚烧场会产生的影响可能是提升了垃圾的热值，有利于垃圾的充分燃烧。从而让垃圾在炉内燃烧过程中产生的有害气体相应减少。对垃圾焚烧厂的经济效益，他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赵树明表示，垃圾焚烧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垃圾处理费，另一个是通过余热发电产生的能源费用。“分完之后，每天该处理多少还是处理多少。处理的量没有变。如果说政府部门对补贴费，还有发电的这种能源费不变的话，整体收入可能也不会变化”。
补贴养大的焚烧产业链，不利于垃圾分类减量？
在我国，垃圾曾被简单粗暴地以填埋方式处理，既侵占土地又污染土壤。随后，为减少填埋量，垃圾焚烧成为了一种较为主流的垃圾处理方式。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中提到，至2020年底，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率将达到50%以上。
垃圾焚烧尽管有着占地面积小，减容减量效果好等多个优点，但建设一个垃圾焚烧厂也面临着一次性投资大，占用资金周期长，运行费用相对较高等问题。
为引导垃圾焚烧发电产业健康发展，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2012年时，国家发改委曾发布了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通知显示，每吨入厂生活垃圾折算上网电量暂定为280千瓦时，执行全国统一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0.65元，其余上网电量执行当地同类燃煤发电机组上网电价。目前，北京的燃煤发电机组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0.3598元。
在这样的激励下，许多企业开始投资垃圾焚烧厂，其中，以垃圾发电、餐厨处理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光大国际是当中的龙头企业。其2018年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底，光大国际共运营了93个垃圾发电项目，光大国际为垃圾发电所属的环保能源板块投入了499.45亿元，占总投资52.9%。大额的投资依托的是不断增长的收入回报，报告显示，2018年光大国际的全年收益突破272亿元港元，较2017年增长36%。
当然，对于通过发电补贴鼓励垃圾进行焚烧，业内也还是有不同的声音。
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宋国君看来，焚烧发电补贴会误导社会，让社会误以为焚烧是一种资源回收方式。
宋国君认为，目前存在人为表面降低了垃圾焚烧处理费的情况，这会进一步误导社会以为垃圾焚烧发电成本低。实际上，在其2017年主导的一份《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中，宋国君便指出，垃圾焚烧的社会成本其实不低，《评估报告》测算出北京每吨生活垃圾焚烧的社会成本为1088.49元，远非现在政府向垃圾焚烧厂支付的150元/t～173元/t的垃圾焚烧处理费价格。
“有投标的焚烧厂说是（垃圾处理费）几十元一吨，实际（焚烧厂）是靠发电赚钱。”宋国君说。而靠发电赚钱，意味着对垃圾焚烧厂来说，垃圾越多越好。对此，宋国君表示垃圾焚烧发电补贴会鼓励不分类，以多赚钱。
随着焚烧技术的突破，对于焚烧厂来说，无论什么样的垃圾都不会有太大的处理难度和成本变化。需要更多垃圾的焚烧厂，和倡导更少垃圾的分类政策似乎成为一对“冤家”，虽然短期内焚烧厂产能有缺口，但随着资本和政策的助推，这对“冤家”暴露矛盾也不无可能。
宋国君则简洁地总结称，“垃圾必须分类，焚烧补贴不利于分类，应该取消”。
而当垃圾不进行分类，没有人对自己生产的垃圾负责，垃圾增多很难避免。绿色和平资深项目主任刘华表示，在中国目前阶段，应该把垃圾分类工作率先理顺链条并推动起来后，再借鉴一些其他地方处置垃圾的成功案例，通过经济杠杆政策扶植等手段来推动整个社会的垃圾总量降低。
